托马斯·萨金特
国际贸易是好的。大部分时间下，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国际贸易是好的，但并非对所有人在所有的时间里都是好的。
从1945年开始，美国的贸易壁垒和关税一直在下降，现在已经达到历史最低点了。此外，欧洲的贸易壁垒和亚洲的贸易壁垒也处于历史上的最低点。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谁渴望这样的成果？谁渴望自由贸易和低贸易壁垒？与此同时，我们在问谁反对低贸易壁垒，谁反对自由贸易？但是失败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贸易战里，凡是参与者都是失败者，没有赢家。国会开始把关税制定的权力授权给总统。为什么国会决定这样做呢？原因就是从1934年开始，出现了上一次贸易战的不良后果，国会当中的大部分人，包括美国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能够降关税，他们希望不仅是美国降关税，而且其他的国家都能够降关税，特别是希望当时的英联邦国家能降关税，并开放它们的市场。当时国会认为，在谈判的时候如果美国总统有能力控制关稅的水平，就可以在谈判当中有更大的主动权。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1945年到今天发生了什么，使得美国和欧洲以及亚洲国家的关税与贸易壁垒都达到了历史最低点？
答案就是从1945年之后每一位美国总统，—直到2017年特朗普上台的时候，都是用贸易限制作为威胁，或者关税增加作为威胁，然后其实把它用作讨价还价的工具，让其他国家减少关税，减少贸易壁垒，进一步开放市场。
美国的总统—直说自己是自由贸易的保护者，并且一直在这样做。美国威胁加关税，或者短期增加关税，这样的话日本和韩国就因此而开放了它们的市场，这也被认为是成功的典范。如果你去读这些谈判的话，你会发现谈判的记录当中，双方都彼此威胁，但是结果就是达成了协议。所以这一路以来，关税就通过谈判在不断地下降。
那大家会问是谁希望关税能下降呢？在美国谁希望关税下降？在美国其实有很多的人希望自由贸易，他们就是生产商和制造商。他们觉得我在世界的市场上可以很好地竞争，而且可以卖出东西。当然也有人是反对这种降税的，但是这些人是少数派，而且一直是比较失败的。那么这些反对派是谁呢？就是那些没有效率的生产者，往往是垄断的生产者。但是那些希望美国能够竞争，而且希望美国能够更加有效的人，在2017年之前—直是赢的。
所以很显然，我们长期的趋势是把贸易战作为一个威胁。从长期来看，它成功地减少了关税，而且开放了市场。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国家的人来说，现在比较明智的做法就是读读历史书，然后看看我们过去成功的要素是什么，以及失败的恶果是什么。
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兆源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田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韩冬临
“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6期
企业选择去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可被视为企业与东道国形成了一项契约。以契约签订为界.企业与东道国间既包括为签订契约而产生的事前交易成本，即缔约成本，也包括因契约执行而产生的事后交易成本，即治理成本。
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时，其目标是使交易成本最小化。企业所有制类型也影响着不同企业对交易成本的反馈。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由于面临更高的进入壁垒，因而为了减少缔约成本，往往选择赴民主程度更低的国家投资。同时，国有企业相较于民营企业有着程度更高的软预算约束，这降低了其与东道国打交道时的治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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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财经》app
